——记熊毅院士在黄淮海平原治理盐碱土的贡献
杨苑璋
值此庆祝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我所当年在中国科学院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老专家、老所长熊毅院士带领上百位科研人员在黄淮海治理盐碱地的战斗历程，战胜盐碱地的亲身经历和给我们的教诲、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严格的科学态度，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北平原地区严重缺水，旱、涝和盐碱是制约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1958年兴起大办水利的群众运动，有些灌区，合理灌溉和排水结合得好的，不仅对抗旱、防洪和除涝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改造了数百万亩盐碱地。然而在冀、鲁、豫三省某些灌区内，没有掌握水盐运动的规律，对排水重视不够，采取了“以蓄为主”的方针，要“一地对一块天”，幻想把天上的雨水全部就地蓄起来，大修平原水库（有的把低洼地围起来就成水库），还动员了黄河中下游几百万农民挖渠“引黄河水”灌溉农地。群众运动的把几个水库连起来，发展成“满天星”、“葡萄串”、“鱼刺带瓜”。由于缺乏水利技术的指导，缺乏土壤科学的认知，打乱了地下排水系统，又没有考虑安排排水设施，结果工程建成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华北平原几千万亩农田生产盐渍化，“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花钱靠贷款，年年闹饥荒。”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痛骂当地干部。但这个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一时难以扭转。
此时，国家和地方的各级领导都急了，指示要科学家在二三年内尽快想办法解决土壤盐渍化问题。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很着急地问熊毅：“这样大面积的盐碱土要多少年才能改造过来？”
熊毅院士二十世纪30-40年代在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工作时，就研究过盐碱土，发表过多篇论文。1947年他考取中华文化基金的资助赴美留学，1951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53年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指派他参加水利部组织的黄河流域勘察，1954年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武衡又让熊先生配合水利部开展华北平原土壤调查。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土壤队，熊先生被任命为土壤队队长，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直至1985年病逝。
熊先生虽然是黏土矿物专家，但是他研究的领域较为广范，因为国家的需要，他也敢于挑起这项宏观任务去开展大面积土壤调查研究工作，他为治理黄淮海平原（即黄河、海河与淮河流域的东部平原地区，基本上包括华北平原的土地）盐碱地操劳了整整30年，作为治理盐碱地的杰出功臣，熊先生于195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88年被国务院追授“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优秀科技人员”一级荣誉奖。
熊先生在黄淮海平原开展盐渍土治理和改良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间他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进行华北平原土壤调查时，按地形与土壤发生和演变规律把华北平原土壤分成三个区，指出地势低洼、地下水矿化度高的地区，排水条件不好会产生土壤盐渍化；二是治理盐渍土首要是降低地下水位，重视排水设施建设，防止地下水上升造成盐分在表层积累；三是黄淮海平原发展需要运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因地制宜，综合治理，预防历史问题重演。
第一 灌排制度不配套是形成土壤次生盐渍化的重要因素
熊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研究过盐碱土，在1935年发表的文章中他列举了一些灌溉后出现的问题，如：埃及开罗城之东，Waby Tumilat的碱地，在1720年还是一块沃田，到1862年Ismaila渠开成后，低地的土壤，因受渗透水的淹没，盐碱上升，土壤变成不可耕的碱地。又如：我国绥远（现属内蒙）萨拉齐的民生渠，许多人都说它很适宜于改良该地的碱土。在萨拉齐的土壤里，除绥远的粉砂壤土外，还有一部分黏土，熊先生很怀疑没有排水设备的灌溉，怎能改良黏重的碳酸性盐渍土，并且盐质洗去后，土壤胶体失去了庇护物，活力便会增大。如果土壤中的游离石灰含量微小，灌溉水中又缺乏钙盐时，那么代换性钠就会水解，慢慢的生成碳酸钠，黏性的土粒为它所分散，土壤性质只有越变越坏，这怎能说洗去盐质便是改良盐渍土的唯一妙法呢！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开渠灌溉早已有教训，没有配套合理的灌排系统，会产生土壤次生盐渍化；灌溉洗盐不是唯一的改良盐渍土的好办法，还要因土而异，综合治理。
1954年熊先生参加了水利部与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华北平原土壤调查，并担任土壤调查总队队长。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土壤队，在随后的二年多时间里，他率领500多位科技人员对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及黄河、长江流域的土壤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熊先生感慨地说，解放前没有听到水利工作者谈论盐碱土，只管引水。我们研究盐碱土也是自己调查、自己分析，没有想到各专业合作，也没有和水一起联系起来研究。解放后盐碱土的改良和研究都密切联系地面水和地下水，充分考虑水的多少和流向。
通过那次大范围的土壤调查，熊先生和席承藩、方生（水利部）一起研究华北平原土壤发生与演变规律，深刻认识到地下水与土壤盐碱化的关系，并明确洪、涝、旱、盐是制约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从而提出在重视灌溉时必须加强对排水的认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未能得到普遍的重视。
当年，关于排水问题的看法颇不一致，有过一段激烈的争论，半干旱地区需要水灌溉，而熊先生要重视排水措施，不为人所理解。就是在学术界，由于过去片面运用威廉斯学说强调生物作用的一面，忽视了排水，使工作受到损失。威廉斯对盐土改良不正确的看法主要是过分强调生物作用，把地质、地形、气候和水文地质的因素割裂开来，认为只要用草田轮作制就可以改良土壤，只考虑自上向下的毛管悬着水，而忽视高矿化度地下水沿毛细管上升的运动，所以不主张用排水措施改良盐碱土。一直到以后，播种牧草来防止土壤盐渍化的原理被批判后，才又转变采用排水措施。后来，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柯夫达指出，在中国次生盐渍化的防治比改良更重要，灌溉制度是次生盐渍化产生的重要因素，采取浅浇快轮(即每次少浇，多浇几次)的办法可以防止，但若浅浇不快轮则反而促进盐渍化，二者必须很好的结合起来。
其实，熊先生他们在华北平原调查时就发现有好些因无排水条件，灌溉不当产生土壤盐渍化的例子。内蒙临河农场1954年曾在一块洼地灌水，把四周老乡地搞成盐渍化，赔了90多石粮食才了事；山西汾河流域施行大水漫灌而无排水设备，晋中盆地的地下水抬高，离地面只1-3米，有的高达1米或接近地表，因此土壤盐渍程度和范围加重和扩大，据1953年统计，晋中南地区原有盐渍土三十多万亩，因不合理的灌溉已增至一百多万亩；陕西泾惠、渭惠及洛惠等灌区，由于灌溉不当，地下水上升很快，据1953年统计，这三个灌区中已发生几万亩盐渍土，后来修建排水渠道，降低地下水位，土壤盐渍化也逐渐减轻；金门渠灌区在灌前只有54000亩盐渍土，1950年灌后由于没有排水设备，盐渍土面积增加到73000亩。不一一列举。
那么是不是灌水后都会产生土壤盐渍化呢？熊先生指出，气候干旱和地形低平是土壤盐渍化的因素，但并不是所有的干旱地区和低平地形都发生土壤盐渍化。在灌区必须重视地下水条件，一是深度，二是矿化度，三是水质。地下水位在警戒范围内，地下水矿化度愈大，土壤含盐愈重。引起土壤返盐的地下水矿化度就是警戒矿化度。地下水警戒矿化度是随着气候而变化的。气候愈干旱警戒矿化度愈低。各地气候条件不同，作物种类不同，要求的地下水警戒矿化度也不一样。
熊先生把中国盐渍土分为四个大区：（1）滨海盐渍区，（2）泛滥平原盐渍区，（3）荒漠及荒漠草原盐渍区，（4）草原盐渍区。然后，他又根据华北平原地形与土壤发生演变规律，再细分为三个片：（1）冲积扇靠山麓阶地，一般坡度较大，排水情况良好；（2）冲积平原自西南向东北微度倾斜，坡度一般在万分之一左右，然而地形起伏，给排水造成困难，在低洼与地下水矿化度较高的地方会形成盐渍土；（3）滨海平原地形低平，排水更为困难，再加上海潮浸渍的影响，土壤盐渍化甚重。每个片里面还要分块，才能具体指导灌排设施的规划和建设，防止土壤盐碱化。
华北平原土壤调查完成后，熊毅和席承藩等合作，于1957年主编了《华北平原土壤》专著和《华北平原土壤图集》，成为综合治理华北平原旱、涝、盐碱和风沙自然灾害的重要科学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项研究成果于1978年分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与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第二 降低地下水位是解决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关键措施
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国各地普遍掀起群众性水利建设的热潮，由此扩大了农田灌溉的面积,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在地下水含盐量较高的地区，一些灌区内的部分土壤发生次生盐渍化，出现大片白花花的盐碱斑，庄稼颗粒无收。这就出现本文开头的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制止灌区土壤盐渍化面积继续扩大，已经盐渍化的土壤要争取在二三年内加以改造。
当时，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交给熊先生的任务，要尽快把大面积的次生盐碱化改造过来。这就像代表党和国家下达“军令状”一样，把治理盐碱土的“宝”押在熊先生身上了。国家科委成立全国土壤盐碱化防治专业组，谭震林副总理挂帅，熊毅被推荐为副组长（还有其他几位副组长），以及有关省市的水利、农业等科技部门一起担负起治理盐碱地的重大任务。这项任务的关键是要快，要治理好盐碱土。
接受任务后，熊先生带队亲赴冀鲁豫现场考察，并向地方领导阐述土壤次生盐碱化迅速发展的原因，同时强调了排水的重要性。许多干部和群众一时想不通，现在有水灌溉了，又要排，难道灌溉错了吗？熊先生说“不，灌溉没有错，错的是没有注意排水，只单纯引水防旱，没有综合治理。”实际上，灌排是可以结合好的，也应当结合好。熊先生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县一个县地去解释、去做工作。让干部群众懂得，限制华北平原农业生产的“旱、涝、盐碱”三个灾害，都是和水有关。旱是水不够，涝是水太多，盐是土壤里的水份没有调节好。旱和涝好像是外科病，很容易看到，盐害好比内科病，不容易觉察，但是内科病也可以致死命。假如只解决旱涝灾害而置盐害于不顾，只能说三害祗除去二害，重视外科病而轻视内科病。他还用浅显易懂的道理向干部群众宣传，灌区土壤发生盐渍化，是土壤得了病，是“水盐不服”，土壤水份太多和盐份太大的病。
土壤中含有过多的盐分，为什么不能生长作物？熊先生给予解释，原因是土壤中含盐过多，土壤溶液过浓，植物根毛的细胞不仅不能由土壤中吸收水分，反而要把细胞里的水分倒渗出来，作物是“渴”死的。熊先生看到群众中一些沟底播种、水稻压盐和修台田等办法，都只能降低一些土壤中的盐分，但是他指出这不能解决土壤盐渍化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冲洗排水，把冲洗下去的盐分排走，才能防治盐渍化。
他又说明，我们强调排水和洗盐，并不是要等到盐碱地治理好了才开始种植，我们是要边治理边种植，灌排是水利措施，还要结合农业措施，种植绿肥，施有机肥，平整土地和疏松土壤等，恢复生产。这些道理经由熊先生通俗地解释，干部群众们就很快接受了。
熊先生在还没有有效的办法较快地治理盐渍土之前，先要防止次生盐碱土面积扩大。1963年，根据熊先生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主持召开范县工作会议，决定暂停引黄灌溉，灾情很快得到控制。
熊先生在各地调查、考察时，十分重视总结群众的经验。他起先提出修排水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然而挖沟遇到流沙容易塌坡，出现难题。这时，熊先生想起一次在山东冠县考察时，曾看到一眼土井灌溉的田块，没有发生次生盐碱化，他很受启发，打井既可以抽水灌溉，又能降低地下水位是个好办法。后来，1963年3月,他跟我国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巴基斯坦的科学促进会第15届年会。会后在巴基斯坦考察，并与巴方科学家讨论在防治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方面的意见，还参观了一个由美国人投资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秋哈克纳为防治盐涝灾害所设置的深机井排水排涝设施，他看出井灌井排有很大作用，也看出它们的设施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回国后，他借助巴基斯坦机井的经验，提出用“井灌井排”代替明沟排水的想法，解决了挖明沟塌方和占地多的问题。为了节省经费，熊先生认为不能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美国人打一口井要20万美元，我们既缺钱又没有电，只能用土办法，老百姓用人推拉力气不够，钻不通顶板（一种土壤隔层），出不了水。中国科学院知道后出钱买来柴油机，用大锅锥（群众用的土法打井钻）打井，买不起钢管就用砖砌和瓦管代替。实践证明了这一措施的正确性，深受广大干部、农民和科技人员的欢迎。时任省委书记的刘建勋也来看了，以前老百姓抗旱打井打不出水，一口井只灌几分地，现在看到出水量很大，十分高兴，建议在全省推开。 “井灌井排”是在抽取井水的同时，降低地下水位，在井的周围形成一个地下水位下降漏斗，地下水位降低到地面1.5-2米以下，毛管水就不易上升到地面，盐分不会在地表积累，也就不会产生土壤次生盐渍化。当然，为了抽水灌溉，井的深度还要看出水的矿化度大小，和出水流量而定。也有的结合排水沟，把咸水从排水沟排走。熊先生说：“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井灌不会引起盐碱化，而渠灌会引起盐碱化呢？原因是井灌从地下抽出地下水来灌，在井灌的同时就起到淋洗土壤盐分和降低地下水位的双重作用，所以叫井灌井排，井统一了灌与排的矛盾。渠灌是引用外来水灌溉，如无沟排措施，就会抬高地下水位而引起土壤盐碱化。”
熊先生强调科学试验选点要典型，具有代表性，成功经验容易推广。河南省经济最落后的是原（阳）、延（津）和封（丘）三个县，封丘的盐碱化最严重，群众生活很苦，一旦把那里的盐碱化治理好了，那里的经验很有说服力，会起到示范作用。当年土壤所派了好几位科研人员住到点上，没有米面吃，缺乏油水，更谈不上电灯电话和电器，吃的是玉米糊糊，身上还长了虱子，城里人下去很不习惯。但是他们看到老百姓很多人得了浮肿病，看到饿死人，看到妇女因为营养不良生不出孩子，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个人的事是小事，尽快治理好盐碱土，让土地打出粮，让群众有饭吃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老同志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仍泣不成声。
1964年，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谢鑫鹤来南京召集会议，组织科学院有关单位开展黄淮海平原治理的研究工作，他总结出十二字方针，即“黄淮海，点片面，多兵种，长期干”。请水文地质勘探队帮忙选择打井地点，支持土壤所在封丘县盛水源和大马寺村打五口井，由于五口井成梅花状布局，被称为“梅花井”，进行井灌井排试验。这个试验很成功，当年就取得了抗旱和治理盐碱的良好效果。同时，科学院生物局过兴先坐镇封丘，动员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开展多点多项试验研究，短期内使封丘县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的改观。这样，国家交给的任务，二年时间就找到解决防止盐渍土的好办法。
1965年，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亲临封丘县主持总结大会，会议提出搞十万亩井灌井排试区。后来又得到范长江副主任的支持，1966年封丘县的十万亩中间试区建成，同时范长江又在山东禹城布置了第2个十四万亩井灌井排中间试区。
此后，中国科学院自筹经费，在封丘县农村架起第一条高压线，用起电机打井，效率大大提高，机井建设迅速发展，不推自广。截止1976年底，全国打井县发展到850多个，打井240多万眼。既解决了旱与涝、灌与排的矛盾，又治理了盐碱，使灌区农业产量成倍增长。该项研究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
熊先生一面在应用井灌井排办法取得治理土壤次生盐渍化经验的同时，另一面又对井的深浅和排水沟的深浅要求，阐述得很明确。黄淮海平原地处半干旱、海洋性季风气候带，降雨量从南向北减少，从东向西减少，气温也是从南向北降低；地形虽然低平，但是黄河流域的多次摆动，地势有起伏不平；再加上对出水量、地下水位、地下水矿化度和水质都要经过实际调查，才能确定井深与井距。基本原则是，灌溉井取决于出水流量，排水沟深要低于临界地下水位，也不是越深越好，还要考虑到旱年需要从排水沟抽水补充灌溉。
中科院地理所主持的山东禹城试验区井灌沟排引黄补源综合治理，打了1000余眼机井，灌溉总面积10万亩，机井深度40-60米，有效降低了地下水位，为大面积治理盐碱地创造了条件。
中科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所在河北南皮县盐渍区搞井灌沟排、抽咸补淡、咸淡混浇综合治理盐碱地。
山东陵县试验区提灌提排综合治理洼涝盐碱地。由于当地地势低洼，无自然排水出路，因此提排就成了可选择的唯一排水方式。
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主持的河北曲周张庄试验区，深沟浅井综合改良盐碱地。20世纪70年代初，分别打了9眼深井和6眼浅井，有效补充了灌溉水源并降低了浅层地下咸水的矿化度，同时还实现了深浅井矿化水和碱性淡水混合灌溉。
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有着治理盐碱地的成功经验，在此就不再赘述。
三、生态系统研究是黄淮海平原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熊先生最早提出土壤生态系统的概念，在“试论土壤生态系统”一文中就提到，土壤也就是土壤圈，它是岩石圈经过生物圈、大气圈和水圈长期和深刻的影响而成的。土壤圈是与岩石圈、生物圈、水圈和大气圈长期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所以，土壤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关系十分密切。土壤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基本单元，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土壤问题。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讲，土壤随生态系统的发生而演变，同时土壤的变化又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在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系统中，土壤无疑地更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54年起，熊先生带队在华北平原进行了四、五年的土壤调查，研究了土壤形成过程与环境的关系；又研究了水盐运动规律，更进一步证实黄淮海平原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矛盾是旱、涝、盐、碱、咸问题，不改变原来的生态系统，孤立地施用有机肥料或灌水，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可能提高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盐随水来，盐随水去，要冲洗排盐，必须有灌有排，不能“只吃不拉”。过去由于对排与蓄的认识不一致，意见分歧，措施不力，旧的生态系统没有改变，所以黄淮海平原的面貌变化不大。灌溉不当破坏了土壤生态，环境污染、不合理施肥、滥用农药等也同样会破坏土壤生态系统。要想在生态系统被破坏的土壤上获取好的农业收成是不可能的。
熊先生十分重视盐碱土壤基础研究，提出：（1）盐碱土特性的研究，（2）盐碱土的形成过程和水盐动态研究，与土壤盐碱化的预测预报，（3）盐碱土的分类，（4）盐渍土改良利用分区，（5）分析方法的改进等。这些都要多兵种作战，要有综合的观点，科研要与生产发展需要相适应。为了研究华北平原的水盐运动规律，研究 “土壤-植物-大气系统”的“四水平衡与转换”（降水、地面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研究水盐动态预测预报。他又指出，为了防治土壤盐渍化，必须了解水分垂直向上运动与土壤表层积累盐分的关系，并根据这个关系来确定不致引起返盐的地下水临界深度。我所先后在山东打渔张和封丘应举建立了两个水盐运动地下观测室，科研人员自行研制水分传感器和盐分传感器，和整套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其设备和规模在国内是领先的，国际上也是罕见的。
他又指出，土壤生态系统是多种因素构成的网络模式，各种因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制约的。建设一个良好的土壤生态系统才能提高土壤生产力，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熊先生在中国科学院1982年召开的“黄淮海平原科研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联合攻关，加速黄淮海平原治理的研究”的发言，积极主张多学科联合攻关，综合治理黄淮海平原。熊先生认为，大气候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可以植树造林来改变小气候；土壤类型是不易改变的，但是农业结构可以改变，因土种植，因土施肥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在严重缺水的地方不仅要引水灌溉，还要推广各种节约用水的方式。在生态不平衡的条件下，要适应它和调节它，又会出现新的生态状况，又要达到新的生态平衡。
1983年3月，中国科学院在封丘县潘店乡建立万亩示范区，开展以合理施肥与培肥土壤为中心的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综合研究。参加单位有南京土壤所、武汉植物所、成都生物所、北京遗传所、北京植物所和北京系统所等单位。近百名科技人员云集潘店，开创了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研究中多层次，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新局面。此后科学院建立的以野外台站为基本单元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系统，各个野外站也大多称作生态站。1985年潘店试区接受了国家科委组织的“六五”攻关正式验收。治理了盐碱地，使粮食产量一再翻番，解了国家之忧、百姓之难。对此熊先生功不可没。为了铭记熊先生的功绩，封丘县委、县政府分别于1995年和2011年在南京土壤所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内为熊先生树立了纪念碑和纪念铜像，当地电视台还拍摄、播放了一部记录30年来熊先生带领数百位科技人员改造盐碱地历史的专题片。
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进行“南水北调”工程，必定会对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系统带来重大影响。熊先生认为，过去由北至南的大运河满足了隋炀帝游山玩水的需要，在航运上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它也阻碍了黄淮海平原西部，排水入海的出路，对黄淮海平原的旱、涝、盐、碱灾害起了“帮凶”作用。现在要逼水由南向北流，需要筑起若干大坝，必然壅高运河水位，阻截自然排水流势。如果还想同时发展航运，河的水位更要提高，这样必然使沿岸两侧发生盐碱化和沼泽化。今后南水北调沿线地区的生态系统究竟向什么方向转变，关键在于能不能在调水、用水、管水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严肃、严密、严谨的科学态度。
在论述农业生态系统时，熊先生明确指出：“过去我国发展农业的许多决策，不仅未能在生产实践中奏效，而且还常常造成失误，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非常综合而复杂的农业当作一个整体，并用系统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他还指出“农业生态系统具有社会性”，凡是人为地违背自然规律、违反科学精神，盲目蛮干，都会出问题。如果造成大面积土壤盐渍化，土地不纳粮，把人饿死了，长期解决不了，甚至会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跃进时期出现黄淮海平原盐渍化的教训难道还不沉重吗？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我认为熊先生的警示非常中肯、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像熊先生那样，在农业、环境管理和治理中全面、综合考虑问题，绝不能简单拍脑袋、瞎指挥，否则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恶果。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30年了，豫北地区已经看不大到盐渍土，但是我们今天回忆起来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熊先生一贯治学严谨，有丰厚、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他预见并警示发展灌溉的同时要注意排水条件，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发生；他有急国家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的责任感，打破学科框框，联合攻关，勇于挑起黄淮海盐碱化治理的重担；他敢于坚持真理，顶着众势的压力，亮出自己的观点，用辩证的哲学思想说明科学道理；他认为土壤性质是千差万别的，要用生态系统的观点研究土壤，无论是采取灌溉、施肥或耕作管理等措施，都要因土而异，而且往往不是靠单一措施能见效的，要系统考虑，综合治理；他一再告诫我们，土壤科学接近生产实际，接近社会群众，他还教我们“怎样把土壤科学工作群众化”，他脚踏实地地深入实践，总结群众的经验、借鉴外国的技术，提出符合国情的治理盐碱地的办法，为我们做出榜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科学工作者学习和牢记的，他不愧为是治理黄淮海盐碱土的领路人。同时，我们也会永远铭记跟随熊先生在第一线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数十年的几代“黄淮海人”。
（致谢：本文由马毅杰、傅积平、肖振华、赵其国等提供大量资料，又经王遵亲、夏家淇、俞仁培、傅积平、龚子同、徐富安、丁昌璞等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对以上各位同志一并表示感谢！）
